能源在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中都处于首要地位，因为它是社会、工业、技术和文化融合的驱动力，可以推动一个国家走向可持续和繁荣的未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伴随大量的能源消费，在以大量化石能源消耗支撑起经济发展的同时，我国也一直积极适应世界的能源改革形势。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能源4.0”，即在能源领域开展“消费革命、供给革命、技术革命、体制革命”。2014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提出加快构建清洁、高效、安全、可持续的现代能源体系，坚持“节约、清洁、安全”的战略方针。据BP世界能源统计显示，我国一次能源自给率居世界中等水平，虽然能源总量不小，但人均拥有量较低，截至2017年年底，我国煤炭储采比约占世界平均水平的3/10、石油储采比约占世界平均水平的1/3、天然气储采比约占世界平均水平的2/3(British Petroleum，2018)。化石能源安全水平对于能源安全的整体水平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017年
　　我国化石能源消费占整个能源消费结构的79.2%，且化石能源对外依存度较高，因而亟须对我国能源利用进行研究。另外，人口的快速增长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导致全球能源、水和粮食资源系统面临的压力日益增大。因此，能源利用在许多国家的政策议题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各国政府采取多项监管措施，以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或抑制二氧化碳排放。
　　国内外关于能源利用的研究主要涉及能源利用目标、能源利用内涵、生态环境、能源储备体系、能源运输通道安全等各方面。其中对能源效率评价的研究较多，且多采用数据包络分析和随机前沿分析法，也有学者运用改进的数据包络分析法(王腾，2017)。耿旖旎等(2017)选取煤炭、石油、天然气和清洁能源，通过利用Shannon-Wiener指数量化能源安全指标来分析长期社会政治稳定、能丰富程度、能源使用安全因素和能源结构的调整对我国能源安全的影响程度。程蕾(2018)指出新时代能源安全内涵包括可获取性，可支付性、可高效清洁利用性和政府能源治理能力。王小琴(2016)从能源的可获取性、可持续性、可用性、技术发展4个层面建立能源评价指标体系。范爱军等(2018)构建了包含石油对外依存度、能源自给率均能源消费量、石油价格波动率、能源外汇储备、清洁能源占比、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中国能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因子分析法和三西格玛法则测定我国1995—2015年的能源安全等级。Wang等(2019)从能源供应运输安全、能源利用安全、政治社会环境稳定3个维度建立了能源安全评价模型，分析了全球能源安全格局的时空演变及其驱动机制。Biresselioglu等(2017)则提出由于工业部门在能源需求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高耗能工业企业的合作在能源评价中意义重大。
　　综合已有文献可知，对于能源利用的研究多基于建立指标体系并对其进行评价，但大多缺乏对能源秩序的考量。有的能源评价指标体系庞杂重叠、主观性强、通用性差。能源利用评价指标设置应遵循大道从简、客观、精准的原则。学术界关注能源供给，主要聚焦在供给侧各要素的贡献度大小上，但忽视要素时空排列及其主体地位差异的影响，且很少顾及需求侧消费者的反响。为此，本研究统一考虑能源需求侧与供给侧的不同层次主体关系协调及其配置的资源功能匹配所构成的问题。陈凯等(2018)首次将中国传统经济管理科学中的秩序理论和西方经学中的全要素生产率理论结合，创立了一种测度能源利用秩序的新方法，通过测度能源利用主体相对收入变动与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状态之轻重来评价能源利用秩序平稳程度。基于秩序理论对能源进行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成果较少，最新成果是陈凯等(2019)基于秩序理论测度了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省的能源利用秩序及耦合协调度。基于此，本文通过秩序理论，从纵向秩序、横向秩序、总秩序3个方面分析2003—2017年我国总体能源利用秩序的平稳程度。通过测度2003—2017年我国能源利用纵向秩序与横向秩序，得到能源利用总秩序考分，进而对我国能源利用秩序平稳程度进行了分析，发现2003—2017年间我国能源总利用秩序处于较为良好的起伏波动中，总秩序考分均处于50%及以上，总体趋势向理想状态靠近。
　　通过分析研究认为，目前我国能源利用形势是由多方面因素形成的:1)我国能源利用秩序低的主要原因是能源消费主体贫富差距大和能源供给主体技术进步改进、技术效率改进和规模改进步伐放缓;2)能源供给秩序较低主要原因是原油输送和储备工作还没完全到位;3)能源消费波动幅度大主要原因是消费主体两极分化造成的消费异化。环境和秩序是能源的载体，环境和秩序平稳安全能为能源利用奠定牢固的基础。
　　基于上述分析，针对当前的能源利用秩序的适应性政策措施主要有:1)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和福利，抑制两极分化，稳定能源利用格局;2)促进能源技术进步、技术效率改进和规模改进;3)国际政治经济事件对原油价格及供应影响敏感，应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增加进口来源，实现我国能源进口渠道多样化;4)增强能源战略储备;5)加强科技创新，大力开展高碳能源的低碳化研究、可再生能源技术研究，重点发展清洁能源，保护环境生态平衡。